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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选章

发布日期:2015-02-09访问次数:字号:[ ]



赵德发

 

    编者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日照市文联主席赵德发自2011年起关注中国大蒜行业,多次深入大蒜产区采访,最近完成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现节选此书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第一章  大蒜,白花花的银子

 

 一、大蒜属性种种

 

地球上自从有了生命,大部分陆地让植物渐渐覆盖,绿色成为主调。

除了乔木、灌木、藤类、蕨类、地衣,占据了广大地盘的是草。

芳草萋萋碧连天。草的种类实在是太多太多,草的形态实在是千姿百态,草的属性实在是千奇百怪。

“漫生虽欲遍,人迹应会开”。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草而生存。人类的食物和药物,多是从草那里获得。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

 

《诗经》中的这首《采薇》,就透露了三千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先祖们的采集习惯。

在这种采集劳动中,人类越来越显现出主动性。

传说,神农氏曾跋山涉水,尝遍百草,找寻治病解毒良药,以救夭伤之命,后因误食断肠草而死。

传说,神农氏教人们开垦土地,播种五谷,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明者。

五谷,就是从草中经过甄别、遴选而提拔的。

这个发明可不得了,它让草与谷有了分野,有了高贵与低贱。

    祖先们在五谷之外,还挑选了另外一些草来种植。那些草,是蔬菜,是一些调味品,是一些药,甚至还有一些毒品。

在世界的其它一些地方,人类的祖先在做着同样的事业——也从草中选拔谷物、药物。只不过,由于资源的不同,他们的选择结果也各有不同。

好在人类有迁徙的习惯,有旅行的爱好,有互通有无的传统。在中国的汉代,一个叫张骞的人几次出使西域,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在完成了外交使命的同时,带回了许多西域特产,传说,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核桃、胡麻、大蒜等等,都由他引入东土。

张骞带回的大蒜,当时被称为“胡蒜”。因为在我们本土早有一种“小蒜”。这种小蒜,又名山蒜、茆蒜、野蒜,在我家乡的山坡上就有,蒜头像樱桃那么大。我小时候曾经尝过它的滋味,那种辛辣让我终身难忘。我猜,这种山蒜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提拔,进入菜园,就是因为有了“胡蒜”。与它相比,山蒜的个头实在是太小太小。也正因为它个头小,胡蒜才被中国人叫成了“大蒜”。

关于大蒜的植物形态,“百度百科”做如下介绍:

 

多年生草本,具强烈蒜臭气。鳞茎大形,具610瓣,外包灰白色或淡紫色于膜质鳞被。叶基生,实心,扁平,线状披针形,宽约2.5厘米左右,基部呈鞘状。花茎直立,高约60厘米;佛焰苞有长喙,长710厘米;伞形花序,小而稠密,具苞片13枚,片长810厘米,膜质,浅绿色;花小形,花间多杂以淡红色珠芽,长4毫米,或完全无珠芽;花柄细,长于花;花被6,粉红色,椭圆状披针形;雄蕊6,白色,花药突出;雌蕊1,花柱突出,白色,子房上位,长椭圆状卵形,先端凹入,3室。蒴果,1室开裂。种子黑色。花期夏季。

 

在我几十年的生涯中,对大蒜有过多种体认。

——大蒜是调味品。

这是我对大蒜的最初认知。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整天吃粗粮。母亲和一辈一辈的庄户女人一样,以葱姜椒蒜等辣物做“就食”,以刺激全家人的胃口,掩盖粗粮的乏味。在这几样辣物中,我最喜欢葱和蒜,因为它们有香味儿。尤其是蒜,如果捣成蒜泥,放上酱油,香辣可口,真是让人不忍下咽,要放在嘴里再三吧嗒以品美味。然而,这蒜不敢多吃,因为家里菜园小,每年秋天种上一畦,第二年夏天收获二三百头,编成五六条蒜辫子挂在墙上,这成为我童年记忆中的一景。记得,那时母亲从蒜辫子上揪下一个蒜头,放到饭桌上,每每引起我们兄妹几个的疯抢。母亲呵斥我们:葱辣嘴,蒜辣心,吃多了不怕辣死?然而我们并不怕死,每人每顿饭都能吃下两到三瓣。母亲见蒜辫子日渐缩短,只好改变办法:每顿饭捣碎两三瓣,倒上酱油,没有酱油时就掺上盐水,弄出一碟子蒜泥汤让大家共享。这蒜泥汤寡淡得很,用筷子夹不到东西,只是蘸那味儿哄一哄舌头罢了……

再后来,我进城居住,到市场上去买蒜吃了。吃时只是享受它的味道,并不关心它产自哪里,也不关心它价钱贵贱。因为毕竟是餐桌上的一种调味品,再值钱也吃不了多少。

——大蒜是爆炸物。

这是我在1987年的认知。

那年5月份,与我家乡同属临沂地区的苍山县发生了“蒜薹事件”:老百姓因为收下的蒜薹卖不出去,将蒜薹拉到县政府院内,抛撒满地。他们要找书记、县长讲理,但这些县官却不露面,老百姓便愤怒地砸毁办公用具,撕毁文件档案,还有人抢拿钱物。时隔不久,该县县长李常存被撤职,县委书记杨国胜停职检查。

这件事震惊了全中国,也给各级官员以强烈冲击。我当时在莒南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此事,我负责纪录。听到领导们语气或激烈或沉重,我手中的笔都不由得颤抖起来。有的领导讲:可了不得,那些蒜头是什么?是手雷呀!蒜薹是什么?是导火索呀!

这条绿色的导火索也引爆了莫言先生的满腔愤激,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写出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让这部书成为他登上诺奖殿堂的一块基石。

——大蒜是防疫药。

这是我在2003年的认知。

那年春节过后,我与老婆去了一趟广州。回来不久,我国发生“非典”的新闻报了出来,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们在广州的时候,SARS病毒已经在那里悄悄作祟。在庆幸没被南方SARS染上的同时,我努力防备着别让北方的SARS感染。板蓝根,白醋,84消毒液,一样一样往家搬运。用这些还不放心,听说大蒜对能够预防SARS,便上街抢购了一些,一天三回与饭同吃。不只是我,当时许多人都这么干。听说,农村里有人把蒜吃光,干脆啥活儿也不干,一天到晚在蒜地里蹲着。

也就在那时,我通过阅读一些资料得知,人类用大蒜防治瘟疫的做法由来已久。据说,古时中亚和欧洲等地的人们,为了防范女巫、吸血鬼、狼人以及流行的瘟疫等等,经常将串好的大蒜挂在脖子上、放进口袋里、或者吊在门窗上。

1655年,一场大瘟疫在英国许多地方肆虐,它横扫了一个叫作柴斯特的小镇之后,人们发现全镇只有一个幸存者。幸存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居住在一个库房里,这个库房堆满了大蒜。

1721年,另一场瘟疫袭卷欧洲,在法国马赛,死者无数。因为怕被传染,谁都不敢去处理尸体,就让监狱里的四名死囚担任这一倒霉的差使。想不到的是,这四名死囚不仅生还,还靠从尸体上掠取的金银珠宝度过了余生。他们之所以没有死掉,就因为每次收拾尸体前都要饮用大量浸泡了蒜瓣的红酒。从此,马赛就有了这种掺杂了蒜瓣、名为四小偷醋的红酒。

有了这些案例,人们更加相信大蒜的防疫功效,每当瘟疫到来时,都把大蒜当作一种护身法宝。18世纪,俄罗斯就用大蒜治疗流行性感冒,据说非常成功。19世纪后半叶,使用大蒜治疗伤寒、霍乱、百日咳等疾病,成为世界各地医师们的常用手段。

大蒜也能用于防癌。进入21世纪,中国多家医疗机构都研究过大蒜与癌症的关系。从国内外的肿瘤普查结果中发现,在广种大蒜的地区和喜食大蒜的人群中,胃癌的发病率较其他地区低很多。长期食用大蒜的人,胃中致癌物质亚硝胺类含量也很低。1970年至1974年全国胃癌普查表明,大蒜产区苍山县的胃癌发病率为总人口的34/10万,是长江以北10万人口以上县、市中胃癌发病率最低的一个县。

大蒜还被用于防治艾滋病。我看过报道,在艾滋病高发地非洲,许多人相信吃大蒜可以防治这种可怕的疾病,一天吃下几头。《植物杂志》20001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五届国际艾滋病讨论会上,与会的科学家共同探讨了利用大蒜治疗艾滋病问题。美国佛罗里达州的Abdullah博士的报告指出,他的研究组曾将非处方药大蒜制剂胶囊给予10名艾滋病人共12周。前6周口服10粒,后6周增至20粒。结果在第12周末,除3名病人因未坚持服药而死亡外,其余7名病人体内的主要免疫细胞的活性均增强了314倍。

所以说,2003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疯抢大蒜的行为,有历史渊源,有科学依据。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截至2010110日,中国内地已有124764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不包括临床诊断病例),其中744例死亡,这又让许多中国人狂吃大蒜,就连一些厌恶大蒜臭味的南方人也是如此。有媒体报道:杭州第十五中学要求学生每人每天定时吃大蒜。该校一次性就采购了200多公斤大蒜,要求每天中午的时候和饭菜同时送到,并规定每位同学都必须要吃。

2013春天,禽流感病毒升级为H7N9,让一些中国人死去,好多人又吃起了大蒜。

不只是对人,它对牲畜也有防疫作用:在蒜区,那些蒜秸别无用处,大多用来喂羊,据说,羊吃了蒜秸不会感冒。

——大蒜是白银。

这是我在2010年的认知。

那一年夏天,老婆上街买菜,回来嘟哝,蒜到了八块多一斤,实在是太贵了。几天后我看到媒体报道,全国大蒜都在涨价,有的地方涨到了10元以上,部分超市甚至卖出了12元一斤的高价,比当时的优质五花肉还贵。那段时间,“蒜你狠”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热门话题,好多“炒大蒜”挣了大钱的故事,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对于大蒜的商业属性,我以前一直认识不足。从那一年开始,我才知道,在许多人眼里,它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后来我还了解到,中国大蒜除了内销,还出口到许多国家和地区,换得了外汇。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也种大蒜,像巴西、印度等等,但80%的产量还在中国。大蒜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据说,从种植到收获,一共需要二十七道工序,全部由人工完成。我国农村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生产成本低,以法国为例,他们种出来的蒜,一公斤的成本要18元人民币,在我国仅为3元。所以,发达国家的市场价平均比我国市场价高出10倍以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从中国进口大蒜。

有一个说法:“白蒜向北,红蒜向南”。意思是白蒜出口欧美、日韩等地,因为白蒜品质高一点。一般是加工后装成小袋,进入那些国家的超市;或者加工成面酱,成为吃面包时的佐料;到了韩国,便多数用来制作泡菜了。红蒜品质稍差,价格便宜,主要出口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这些国家对大蒜质量不太讲究,进口量占我大蒜出口总量的60%以上。在东南亚,大蒜主要用于做菜;在印尼,人们习惯把大蒜切成小颗粒,用油一炸,用瓶子一装,每到吃米饭的时候往碗里倒一些。

进入21世纪,大蒜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单项出口额最大的农产品,居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一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12我国出口大蒜154.5万吨,货值16.9亿美元。

——大蒜是白老虎。

这是我在2011年的认知。

为何这样认为,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讲述。

 

二、黄淮平原上的蒜香

中国,是龙的故乡。

一说中国龙,好多人就会想到黄河。黄河弯弯曲曲,恰似龙的样子。

然而,历史上的“黄河龙摆尾”,却给华夏儿女带来了严重影响,给中国版图带来了巨大改变。

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那个“豆腐腰”,就在现今河南省东部。以此为转折点,她忽而向北,忽而向南,忽而向东,“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据历史记载,在1946年前的三至四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河道因泛滥大改道共26次,决口一千多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公里。黄河冲向哪里,就把从黄土高原上裹挟而来的泥沙带到哪里。久而久之,在黄河摆尾的地方,在中国的东部,出现了面积阔大的华北平原。

这片平原的南部,叫作黄淮平原。它是因黄河向东向南摆尾造成的。每当黄河在中原一带决口,浊流汹汹,摧城池,淹村庄,灌满田野,吞并无数河流,最后夺淮入海。

     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宋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竟然在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决河,使黄河东流。这一决,黄海东流达700年之久。也就是因为这次大改道,历来被称为东海的中国以东大片海域改称黄海。

    “九曲黄河十八弯,一碗河水半碗沙。”这些沙,在黄泛区沉淀下来,慢慢地抬升了陆地。那年我去开封,主人向我讲,真正的开封府埋在地下。在那里,我看过被埋了一段的铁 塔,看了延庆观里那座似乎是陷入地下的玉皇阁。然而等我看过介绍大相国寺的资料,说是北宋年间一次黄河决口之后,整个寺院全被泥沙埋没,只露出殿顶的鸱吻,才知那两座建筑的被埋还是轻的。最近的考古发掘发现,今日开封市地下,一层一层地掩埋了春秋战国时代以来的至少7座古城。每一次黄河决口,古城开封都遭受灭顶之灾。洪水退去,泥沙淤积,人们便在原址上叠床架屋,重建家园。经当代有关部门勘察,黄淮平原上多数地方的沉积厚达七八百米。

20129月,我应邀到菏泽讲课,该市作协主席贾庆军陪我到博物馆参观了稀世珍宝“元青花”。2010917日,在菏泽市一处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挖出了一艘古船。经专业人员鉴定,这是一艘沉没于元代的内河航运船,上面有珍贵文物百余件,其中有一件元青花”价值上亿。我看着那尊高约42厘米的青花龙纹梅瓶心想,到底是怎样的因缘和合,才让她完整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呢?想来想去,我作如此猜测:那艘船正在航行,因决堤而东蹿的黄河水突然到来,船上的人惊慌而逃,这只船就留在河上,很快被泥沙掩没。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是一起普通的沉船事件,船上的东西不会留下。

黄河的威力,造作了无数灾难,也成就了无数奇迹。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又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境)铜瓦厢决口改道,再次摆回到北面,北流入渤海。之后除了1938年蒋介石下令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让黄河向东南流了九年,黄河与黄海就再无联系。

“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道变通津,沧海化为尘。”元代诗人萨都剌这四句诗,用于形容今天的黄淮平原十分妥切。

黄淮平原包括了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的大片地区。这里一马平川,湖泊众多,有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将这些湖泊沟通,成为中国南北水路交通要道。这里土地肥沃,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区。

黄淮平原的边缘就在我的家乡。我的村子建在一座岭的西坡,如果是在夏日里晴朗的傍晚,向西北方向望去,是莽莽苍苍的沂蒙山;向西望去,则是被我们称作“湖地”的平原。长大了才知道,我村东的那道岭,其实是一道分水岭:以通往县城的大路为界,路东的水流向洙溪河,汇入苏北的青口河,在赣榆县入海;路西的水,流入沭河,汇入淮河。所以我的村子属于淮河流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有一个规模浩大的国家行动——整治淮河,我们村有许多人被征调“出伕”,去苏北、鲁南扒河。我父亲曾在16岁替我爷爷去临沭县干过17天,从河道里向堤坝上抬土,一天吃五顿饭,干12个小时以上。第二年到郯城南边,时间为一个月。他在78岁时向我讲“出伕”经历的时候说,“差一点累死了”。到了七十年代,一些大我几岁的小伙子,出伕回来讲的一些事情,在我听来是那么不可思议。譬如说,每人一顿饭能吃下一斤干面的馒头(用一斤粮票买来的,如果为馒头称重,达一斤多);譬如说,几万民工天天在河道里干活,不见女人,这天河堤上忽然出现了一个,民工们于是“嗷嗷”大叫。这边的人叫,那边的人看不见也叫,几十里的河道里一片喧嚣。

小时候,我无数次地站在村东岭头向西方瞭望,遐思无穷。在我眼中,“湖地”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不明白那里的土地为何那样平坦,不明白那里为何没有石头,不明白为何那里有那么多的水塘,不明白那里的土地为何会出产大米。

大米白面,是庄户人心目中最好的两种食品。白面,因为我们那儿也用一部分土地种麦子,每年收割之后,多数交给国家,每人分得一点,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逢年过节能够吃上一顿面食。然而要吃大米,必须拿地瓜干子换。那时,经常有沭河西面的人推着大米到我们村换地瓜干,一斤大米换一斤多。我很纳闷:那些人怎么会那么傻,凭着细粮不吃,偏偏要吃粗粮。大人向我解释:大米是细粮不错,可是他们的大米也是让国家收去了,自己分得太少,填不饱肚子,如果换成粗粮,斤两多了一些,就可以少挨饿。

我这时才明白,这种交换,是让饥饿逼出来的。

那个年代,还经常有一些要饭的来到我们村子。他们的语言很奇特,譬如说,把“树”说成“富”,把“水”说成“匪”。他们往往带着一把花鼓,站到一户人家门口,便唱了起来:

 

俺打花鼓转道游,

未曾开口面带羞,

羞不羞的唱两句,

唱好唱孬俺也开个头。

 

他们在那里羞答答地唱,旁边有我们村的狗在狂吠。这个场面,深深镌入了我的童年记忆。

听大人说,这些要饭的,来自苍山、郯城。这两个县都在临沂西南,是湖地,经常发大水,一发大水就颗粒无收,那里的人就把要饭当成了习惯。苍山人有这么一句话:“不管收不收,秋后下莒州。”意思是到莒州要饭。因为那里是山岭地,大水淹不着,年年都有收成,所以那里成为苍山人出门要饭的首选目的地。我的家乡莒南县过去就属于莒州。

苍山人过去的习惯是:秋后种上麦子,把房门用土坯一封,全家老少远走他乡,直到明年春夏之交回来割麦子。那里的孩子从小就要学唱花鼓,唱柳琴戏,以便讨饭。甚至,谁家的女孩们唱得好,能更容易找到婆家,而且能找到好青年。因为娶了她们,等于娶回一个乞丐群里的名角。

直到1986年春天,我还在从济南开往临沂的火车上遇到了几个要饭的,他们都是苍山人。他们要饭没去“莒州”,而是学山西人走西口,去了内蒙的包头一带。他们在头一年的秋后出门,一直在那里讨要,现在要回家割麦子了。

我问他们在外面要饭的情况,他们只是苦笑,不愿多讲,只有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妇女讲得多,说他们出去要饭,拿脸当腚使,叫人家瞧不起,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咱生在那么个吃不上饱饭的熊地方呢?

但是,当她讲到要饭生涯中的一些趣事,自己先笑得“咯咯”的。她说,要饭也得使心眼儿,不使心眼儿要不着。她说,她跟人家讲,老家年年发大水,前年把她的屋都冲塌了,现在是无家可归,回去也得住进野地里。人家一听,都觉得她可怜,不光给她好吃的,还给她钱,叫她回家盖屋用。说到这里,她得意洋洋笑道:反正,咱能把那些城里人哄得小辫四直!

这个“小辫四直”是鲁南方言。清朝的男人都有辫子,如果形容谁严重吃惊,就用这话,意思是惊得他把辫子直直地翘起来。那个“小辫四直”的样子,如果让今天的动漫画家表现出来,一定会让好多年轻人大喊“我喷”。

这个女人还说,过年的时候他们在包头,更是哄得人家“小辫四直”:他们先买好一些财神画儿,大年初一这天挨家挨户“送财神”,每到一家门口高喊:“财神进门来,又添人口又添财;财神落了座,金银财宝一大垛”。到谁家谁家给钱,有的还给十块钱的大票子。

说到这里,她让笑容在脸上凝固片刻,而后叹一口气:“唉,可惜不能天天过年!”

到临沂时,外面下着小雨,这群苍山乞丐把破破烂烂的大包背在身上下车。我在车上看到,那位妇女下车后展开一块大大的白色塑料布,用两手举起遮雨,匆匆出站。那块塑料布在风雨中瑟瑟飘动的样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1982年,我到莒南县委办公室当秘书,经常接触到临沂地区各县经济发展材料,听苍山县的同行讲他们那里的一些事情。

听说,1979年,姚学益被地委任命为苍山县委副书记,刚到那里报到,县委书记李顺祥让他先下去看看,而且提醒他注意一个情况:苍山120万亩土地,有几十万亩长了茅草。姚学益就带上一个秘书,骑着自行车到处转。一看果然如此:那些平平展展的黑土地里,多是长着茅草。到了长城公社,那里的茅草更多。有一个农民向他讲:这里的地就喜欢长茅草,有一块地长得特别多,秋后收地瓜,也把茅草拔下称份量,结果是地瓜没有茅草重。

姚学益听罢看罢,大为震惊:好好的地,竟然不长庄稼光长茅草,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说,过去苍山人有外出乞讨的习惯,因为苍山过去是洪水走廊,水灾频发,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及其支流得到了有效治理。尤其是,从苍山县起始的“沂沭河东调”工程,让淮河的这两条支流改道,直接东流入海,有效地解决了沂沭河入淮、尾闾淤堵的问题,苍山的水灾已经大大减轻。那么,这里的土地不打粮,农民种地不积极,就是因为“大呼隆”了。

他回去把这个观点讲给李顺祥听,李顺祥说,你分析得很对,三十年的农业集体化走到今天,好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不解决不行了。

他们的意见高度一致,所以,一听说外地有搞生产责任制的,苍山县立即做了效仿。第二年,全县开始搞包产到户,这在山东是比较早的。到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5亿公斤,比1980年增长85.4%。从这时起,苍山人外出讨饭的已经极少,那些传承了不知多少代人的花鼓、柳琴基本闲置。

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各地农村基本相同,只不过早晚差了一两年。1981年,我的家乡莒南县相沟公社党委书记厉永传解放思想,在全县带头搞了“分田单干”,引起广泛争议。厉永传的父亲叫厉月举,当年在莒南县带头办起农业合作社,并且平整土地,修建水库,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当年老子带头搞集体化,现在儿子又带头分地,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然而,分田单干的增产效果是那样卓著,让跟着厉书记当秘书的我激动不已。我意识到,我正经历中国农村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我应该用文学作品记录下来,当年柳青用《创业史》表现农业集体化,我也写一部表现生产责任制的。于是,我白天跟着厉书记一本正经当秘书,晚上9点之后偷偷摸摸写小说。半年下去,一部10万字的小长篇脱稿,我把它投给了北京一家大型文学杂志。我正做着作品发表甚至获奖的美梦,那部书稿突然完璧归赵。这个打击,让我头发大量脱落,脑后还出现几块斑秃。

我在头上斑秃长出新发时,被县委调去干了文字秘书。那个时候,农民已经粮食满仓,告别了饥饿。有一天,县委书记带着我去一个村子调研,一位中年农民冲着县委书记掀起褂襟,拿手掌“啪啪”地拍着肚子道:“自从中央开了三中全会,我这肚皮,就噌噌地厚了起来!”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更何况是被束缚了三十年,欲望几近于无的中国农民。他们的肚子鼓了起来,又开始琢磨怎样叫钱包鼓起来。用当时新闻媒体的煽情语言来说,就是:“先向饥饿宣战,再向贫穷宣战!”

然而要想战胜贫穷,光种传统作物不行,光搞农业也不行,于是,农民种经济作物,上工副业项目,各地都搞得热火朝天。中共中央因势利导,每年年初下达一个“一号文件”,专门对农业、农民、农村这“三农”问题做出新的部署。1985年的“一号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二是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从此,中国农村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

那时调整农业结构,各地都有高招。在我们莒南,县委、县府做出决定,要建设“以花生为主的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因为种烟草收入高,同时能增加税收,县里下达指令,让农民在扩种花生的同时,大面积栽黄烟。那年夏天,到了收购烟叶的时节,县委书记张怀三带着我,坐一辆北京牌吉普,用三天时间跑遍了十六个乡镇的烟草收购站。因为我不抽烟,经受不了三天的刺激,从此患上严重鼻炎。这个病折磨了我十几年,直到1988年我开始练气功才把它治好。

苍山县也是调整农业结构的急先锋。他们的主攻方向是种大蒜。我在临沂开会,几次听取该县干部介绍大蒜生产情况。他们讲,苍山地处黄淮平原,土质为微碱性黄沙壤土,适宜大蒜生长,所以,苍山有种大蒜的传统,调整农业结构,首先是大面积种植大蒜。

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如果种粮食,每亩产值只有200元,要是种蒜,蒜薹、蒜头两项加起来,一亩可收入600元。这就是说,种一亩蒜等于种三亩粮食。有了这样的比较,农民当然踊跃种蒜。1986年,该县大蒜种到了8万亩。1987年的“蒜薹事件”发生之后,苍山干部对大蒜种植的积极性有些降低,但农民过了两年还是觉得种蒜更挣钱,继续扩种,到了1993年,蒜田达到18.89万亩。

1993年秋天,我去过一次苍山。一路所见,果然到处都是蒜地。我以前只在菜园里见过蒜苗,到这里看见蒜地像麦田一样广阔,觉得大开眼界。

20095月底,我参加山东作家协会组织的“走进新沂蒙”采风活动,再赴苍山。这个时候,苍山大蒜还在种着,但已经不是主导产业。该县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进一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广建温室大棚,蔬菜种植面积已近百万亩,早已成为“山东南菜园”。可以说,寿光作为“山东北菜园”供应着京津;那么,苍山这个“山东南菜园”供应着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所以被称为“江南菜篮子”。 

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量种蒜的不只是苍山。在整个黄淮平原上,在那一望无垠的麦田、棉田、玉米田中间,出现了一块块散发着辛辣气味的蒜地。因为,这些地方都覆盖了厚厚的黄河泥沙,都是微碱性黄沙壤土,都适合大蒜生长。因为种蒜收入高,许多地方种植面积年年增多,渐渐成为有名的大蒜产区。

江苏的邳州便是其中一个。邳州原名邳县,因河道密布,是鲁南地区泄洪的邳苍洼地,历史上经常发大水,老百姓只好像苍山人一样当起了“叫花子”,背井离乡要饭求生,邳县于是成为有名的花子县。邳州当地有一种舞蹈,叫邳州落子舞;有一种类似于打快板说书的说唱艺术,叫唱花相,实际上,那都是一些要饭的技艺。

让老百姓当叫花子的原因,不只是天灾,还有人祸。曾担任过邳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的崔学法先生在博客上撰写回忆文章说,19715月, 中共邳县县委恢复,原徐州军分区副司令刘某兼任邳县县委书记。刘不懂经济工作,搞了几件大手笔的瞎折腾,几个月内把邳县经济搞到全面崩溃地步。

特别荒唐的是,当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徐家屯来邳介绍稻茬栽麦的所谓赣榆新经验。刘某当即分配邳县各公社移栽小麦50万亩。结果大部分移栽的小麦产量低于种子用量甚至颗粒无收。他又违反科学,推广海南岛的一年三熟农业,即冬春一季小麦,夏秋双季稻(两季水稻),引进水稻矮南早品种。结果早稻严重减产,亩产一二百斤,根本不够种地成本,晚稻颗粒无收。一时,邳县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社员成群波浪的外出逃荒讨饭,成为全国出了名的讨饭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来邳县检查工作,刘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欺骗许司令,竟然说邳县老百姓有要饭的习惯,被许司令当场臭骂一顿:妈个×,你为什么不去要饭?

刘某这场折腾,给邳县人民带来一场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浩劫。邳县人外出逃荒讨饭,有人专程去刘某老家苍山县去讨饭,向刘某的乡亲诉说这个狗官害民贼是怎么样坑害邳县老百姓的。

为了控诉狗官害民贼,邳县人竟然去更有“要饭习惯”的苍山县去要饭!不知他们唱花相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腔调?那应该称之为“千古绝唱”吧?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分到土地的邳县老百姓为了脱贫致富,开始种大蒜了。从最初的几万亩,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万亩。

邳州大蒜信息网上,2009529日贴了一篇题为《邳州大蒜》的介绍性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近几年来,邳州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中,做大做强了大蒜特色产业,种植面积从‘九五’末的20万亩发展到现在的58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白蒜生产基地。去年全市大蒜总量达到55万吨,实现产值近10亿元。”

这篇文章还讲:“邳州市宿羊山镇大蒜市场被农业部批准为定点市场。宿羊山镇是驰名中外的大蒜之乡,2005年通过‘全国大蒜无公害标准化种植示范区’认证,实现大蒜外贸出口值3000万美元。依托大蒜特色产业,宿羊山镇先后投资1.5亿元,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大蒜综合贸易市场,年交易量达100万吨,交易额在30亿元 以上,贮藏能力已达15万吨。全镇大蒜种植6.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7万亩的97.2%,其大蒜质优量大,大蒜市场交易量逐年攀升,去年达到40万吨。”

我们不管文章中的数据是否准确,但邳州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蒜的重要产区和重要集散地之一,这在大蒜行业是没有异议的。
   
黄淮平原涉及四省,大蒜产地主要有以下这些地方:

河南:

   中牟县、杞县、开封县、兰考县、通许县、尉氏县、临颍县;

安徽:

    亳州、临泉县;

山东:

    金乡、巨野、成武、鱼台、 单县、东明、嘉祥、苍山、莒县;

江苏:

    丰县、沛县、邳州、射阳、铜山、大丰、太仓市。

大蒜界有个习惯叫法:“全国六大产区”。这六大产区分别是:

山东金乡大产区(以金乡为中心,包括周边的巨野、成武、鱼台、 单县、东明、嘉祥等县)

山东苍山产区;

山东莱芜产区;

江苏邳州产区;

河南杞县产区;

河南中牟产区。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除了山东莱芜产区,其它五大产区全在黄淮平原。

在六大产区之外,我国还有一些地方产蒜,如山东省聊城、商河、济阳、兖州、齐河、惠民、莒县、广饶、平度、东平等,河北省大名、永年等;四川温江、彭州、德阳、越西县、郫县、德昌县等;云南大理;上海嘉定;陕西兴平市、武功、耀县等。但这些地方种植规模不大,生产的大蒜影响不了大局。

另外还有一些地方也种蒜,但大多是自种自用,或者只供应本地,商品化程度不高。

关于全国大蒜种植面积,我在采访中问过多方领导,他们都说,因为没有可靠的统计渠道,所以没有十分可靠的数据,都不肯提供。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04年全球大蒜收获面积为1705.6 亩,产量为1405万吨。其中,我国大蒜收获面积为955.9万亩,产量为1058万吨,占全球75%,涉及蒜农500多万户。

我在网上查到了几份资料,其中的一份是食品产业网发布的:

 

             全国各地大蒜主产区种植面积调研报告

                 食品产业网 2006-8-1 16:42:25

 

河南大蒜主产区:河南大蒜种植面积在120万亩。主要集中在开封的杞县和通许县、郑州的中牟县。其中:开封的杞县45万亩、通许县15万亩、郑州的中牟县35万亩;另外开封县3万亩、兰考县和尉氏县2万亩、漯河的临颖有13万余亩,其他地区6万余亩。2006年种植面积与2005年基本持平。
   
山东大蒜主产区:山东金乡及周边地区大蒜种植面积约100万亩。主要集中在金乡、苍山、莱芜,以及金乡周边地区(济宁、菏泽部分县市)。另外临沂、聊城、泰安的部分县市和济南的商河等地区也有种植。其中,2006年金乡大蒜种植面积53万亩,与2005年的52万亩基本持平,平均亩产达到1100公斤。另外,有机大蒜5000亩、富硒大蒜30000亩,大蒜标准化基地达到35万 亩。2006年临沂部分县市种植面积在40万亩,其中大蒜种植面积20万亩,与2005年基本持平。莱芜大蒜种植面积在10余万亩。与去年略有增加。
   
江苏大蒜产区:江苏邳州、铜山、丰县地区大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约58万亩。江苏射阳大于25万亩,与往年基本持平。
  
河北省大蒜产区:河北永年县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15万亩,与去年略有增加。
  
以上为我国北方地区大蒜主产的种植情况,总体看2006年大蒜种植面积比2005年增加15%-20%

 

还有一份资料,见于bcfoods的博客,仅供参考:

 全国主要大蒜种植区面积统计

           (2011-04-12 13:42:35) 

           全国大蒜种植面积

 

地区

面积(万亩)

山东省

济宁

金乡

60

鱼台

10.5

菏泽

成武

10

巨野

10

单县

10

定陶

10

莱芜

莱芜

13

泰安

 

 

济南

商河

7

长清

 

临沂

苍山

35

青岛

平度

 

潍坊

安丘

6

聊城

冠县

3

临清

2

茌平

2

滨州

广饶

6

江苏省

徐州

邳州

14

丰县

40

铜山

 

射阳

14

徐州

贾汪区

2

河北省

邯郸

永年

18

大名

2

河南省

郑州

中牟

35

开封

杞县

40

通许

15

开封县

20

兰考

尉氏

漯河

 

陕西省

咸阳

兴平

10

武功

四川省

成都

彭州

16

德阳

什邡

3

广汉

4

中江

安徽省

亳州

 

8

湖南省

 

 

70

甘肃省

 

庆阳

20

 

成县

6.25

 

民乐

2

云南省

 

大理

40

青海省

 

乐都

5

 

 

 

568.75

 

 

 

 

还有的数据在核实和统计中(博主注)。

 

综合大量资料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每年种植大蒜约500万亩左右,其中黄淮平原上的蒜田在300万亩左右。

300万亩大蒜,让黄淮平原上飘荡着一股浓浓的蒜香。

300亩大蒜,收获后几乎全部进入市场。这里的价格就是中国的价格,并且影响着世界大蒜市场。前几年的“蒜你狠”、“蒜你贱”,都从黄淮平原发端。

因为蒜区密集,相距不远,几天就可以转遍,所以每年春天,黄淮平原上有许多蒜商开着车转悠,时不时地从车下来走向田野,看看土地墒情,看看大蒜长势,预测当年大蒜的产量及价格走向。

300万亩大蒜,按每亩平均产1000公斤,每公斤平均4元计,总价值约120亿元。另外,算上通过加工、内外贸易带来的附加值,数字会进一步扩大。

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所以有人说: 大蒜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为了获取这些银子,黄淮平原上出现了一个“生态系统”。

这个生物系统,从低端到高端,分别是:

蒜农;

打工人员(包括为蒜农打工者和为蒜商打工者两类);

大蒜生产所需物资供应商;

小蒜贩;

经纪人;

物流业主及司机;

冷库业主;

大蒜加工企业老板;

大蒜电子交易所开办者;

蒜商;

大蒜商。

处于生物链的最高端的大蒜商,在大蒜行业呼风唤雨,甚至制造腥风血雨,相当于森林中的老虎。当然,大蒜电子交易所开办者有时也会成为老虎,那是他们违犯法规直接参与交易的时候。

这个生态系统,在金乡县表现得最为完备。

因为,那里是“中华蒜都”。

 

 

三、“蒜都”崛起

 

201212月下旬,我去金乡住了几天,在该县文联主席郑宏图先生的帮助下,采访了一些政府官员、蒜商、蒜农。到那里,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方言现象:当地人把吃晚饭叫作“喝汤”。晚上如果有人向我打招呼,经常这样问:“喝汤了不?”

我查了查资料,原来不只是金乡,在鲁西南、河南的许多地方,直到陕西关中一带,都是这样说。

前几年,我为了写作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多次到寺院参访。在庙里住时,晚上有和尚问我:“药石啦?”我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请教了一番才得知,原来僧人把晚饭叫“药石”。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僧人们按佛祖所订规矩,过午不食。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提倡“农禅并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禅僧终日劳作,体力消耗大,所以就开方便之门,晚上也进食,只不过称之为“药石”。《黄檗清规》讲:药石,晚食也。比丘过午不食,故晚食名药石,为疗饿渴病也。

这是孤陋寡闻的我所了解到的晚饭的两种别称。禅僧们改叫法,是为了应付佛规,“疗饿渴病”;中原至关中一带老百姓改叫法,是为了什么呢?

有两种传说:

其一:

元兵占了中原,忽必列为集中粮食富国强兵,让老百姓改每日三餐为两餐。可是,人们过去每日吃惯了三顿饭,突然改成两顿,晚上就撑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小伙子,干了一天活儿,天黑回到家,肚子饿得实在难受,就搭锅烧水,想偷偷做些稀米汤解解饥。然而水刚烧开,还没下米,就被监管的元兵发现。元兵把他绑走,第二天送到忽必烈帐中。忽必烈听说王二偷吃夜饭,便喝令推出去把头砍了。王二听了大喊:冤枉呀!冤枉!忽必烈听他连连叫冤,便上前问他咋个冤枉啦?王二说:大王叫百姓改餐省粮,小民从没违抗。昨晚只是烧了点开水,想解解口渴,并没有给锅里放米,咋不冤枉呢?忽必烈心想,砍了王二真是冤枉他了。他以水解渴,是个办法,这样省了粮又充了饥。于是就把王二放了。打这以后,忽必烈就允许百姓晚上烧汤喝。从此,人们就把晚饭叫作“喝汤”。 
   
其二:

据传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朱桱被明成祖朱棣封到南阳为唐定王。他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建造了豪华的王府和王府花园,仅王府宫殿就有800多间。南阳百姓满足不了王室的挥霍, 朱桱就强令百姓把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节余一顿饭的口粮上交王府。有位在王府花园修垒假山的老石匠,终日劳累,饥饿难忍,夜晚回家后就挖些野菜熬汤充饥。不料被在王府山上赏玩夜色的朱桱发现了炊烟,命人把石匠抓来,问他为何大胆违反禁令。石匠辩解说没有做饭,只是煮一点野菜汤。朱桱派人去揭锅查验,果然是野菜汤,石匠才幸免一死。以后老石匠每晚回家,都煮点野菜汤喝,人们纷纷仿效。为了躲避王府的追查,傍晚见面时都互致问候,问:“喝汤了没有?”

这两种传说,都把原因归结为强权的逼迫。

但是河南周口一带还有一种叫法,吃晚饭叫“吃剩馍”。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吃晚饭的时候叫“吃剩馍时”,吃罢晚饭叫吃罢剩馍。我想,如果老百姓当年这样说给忽必烈或者朱桱,那是不允许的,还是违犯了禁令的。这种说法表明,过去老百姓对于晚上这顿饭,是能凑合就凑合的。

有的金乡人向我解释:之所以出现“喝汤”这种说法,其实是让贫穷逼的。过去,天灾频繁,战争不断,土地荒芜,田园萧条,百姓缺少粮食,不得不把一日三餐改为两顿。到了冬季,日短夜长,天寒地冻,晚上就烧一点热稀汤喝喝。久而久之,有了喝汤的习惯。

我认为,这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一种解释——那时的老百姓就是不吃晚饭,只喝一点稀汤。后来,粮食有了,稀汤可能变成了米饭、面饼,可是人们说溜了嘴,改不过来,因而至今还是“喝汤”。

金乡,东汉建武元年置县,以境内有金多山而得名。它位于山东省南缘,在微山湖西畔,与江苏的丰县接壤,总面积886平方公里,耕地82万亩,总人口63.5万人。

在金乡县城东0.5公里,有个叫作莎岭的文化遗存,也叫春秋堌堆。该遗址为一椭圆形土丘,南北约150米,东西约200米,面积3万平方米,现在仅高出周围地面23米。莎岭北部有一断崖,13米为汉代文化层,3米以下为商周及新石器文化层,文化堆积最厚处约5米。

据考证,莎岭是原始社会末期,先民为免遭洪水吞没,筑丘而居之地。

这里地处鲁西南黄河冲积平原东部。历史上黄河每一次向东摆尾,差不多都会摆到这里。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决于瓠子口,东南流入巨野泽,又流入淮、泗,往东南流去,中间经历了23年之久没有堵塞决口,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亲临指挥,才堵塞了瓠子口,并建宣房宫于塞口上。汉武帝为此作“瓠子之歌”二首,其末句是宣房塞兮万福来

然而,汉武帝的得意是短暂的,黄淮平原并没有迎来“万福”。此后,黄河还是频频决口泛滥,两千年中,黄河让鲁西南的地貌发生了巨大改变。著名的济水、濮水、瓠子河、汜水等河流,著名的大野泽、雷夏泽、盟诸泽、菏泽以及后来的梁山泊等湖泽,都被泥沙填满,从地图上抹去。只留下一条菏水(自清代改名“万福河”),今天还在金乡穿境而过,静静地向东流入微山湖。

因为长期处于行洪走廊,灾害频繁,加上耕作粗放,品种低劣,粮食产量极其低下。1931年,《山东各县农林情况报告》称:“金乡县以产小麦、大豆、高粱为主,单产100余斤。”这样的产量,让百姓吃饱肚子,何其难也!虽然,该县马庙镇出产一种小米,叫“齐头占金谷”,色泽金黄,性粘汤浓,悬而不浮,油而不腻,是明清两代贡品,与山东章丘米、山西沁州米、河北桃花米并称中国四大名米并且居首,被载入《辞海》;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年大庆时,周恩来总理曾用金谷米招待外宾,但是,这种名贵食物只产于金乡县马庙镇的马坡村,普通百姓是吃不上的。不但吃不上金谷米,连普通的粮食也难以吃到。早上、中午还可能吃上玉米面、地瓜面做的窝窝头,到了晚上,许多人只能是光喝汤不吃干粮。

穷则思变。这里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也是很早:1979年试点,1980年推行,1981年普及。

1985年初,县委、县政府召开大会,动员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加快商品生产的步伐,全面振兴县农村经济。

郑宏图先生曾在县委宣传部当新闻科长,还长期担任过副部长兼《金乡大众报》总编。他告诉我,金乡县大规模种蒜,就是从“农村第二步改革”开始的。过去,农村也有种蒜的,但多数是自家食用,只把一些多余的“辫子蒜”拿到集市上出售,换一点钱,算不上商品生产。从1985年起,因为政府的引导,也由于群众知道了一笔账:种一亩蒜,收入可以赶上5亩麦子甚至更多,于是,许多农民告别了“一麦一棒(玉米)”的传统种植习惯,在每年“十一”前后本来是种麦子的季节,到地里摁下了一个一个的蒜瓣儿。等到大蒜即将收获,套种上棉花。或者在收完大蒜后,种玉米,种瓜菜。

《金乡县志》上有一份《历年主要作物面积产量表》,从1949年开始记载,原来只有三项:小麦、玉米、棉花。从1985年开始,新增了大蒜项目。这一年全县种蒜27392亩,产量2607万公斤。到了1989年,全县大蒜种植面积增加到141495亩。这个规模,当时在全国是头一份了。

郑宏图向我讲了一个人,这人姓刘,被称作“金乡大蒜第一人”。他在县外贸公司工作,鼓动他的村子化雨镇东刘村种蒜,并组织出口,引进新蒜种,为金乡大蒜生产起到了带头作用。

最早种蒜的,还有鱼山镇崔口村。该村党支部书记韩允其带领村民种蒜,建冷库。在这个村的带动下,县城西面的鱼山镇、马庙镇,很快形成了大蒜产区,并且在通往菏泽的346省道两边形成了一个长达十多公里的大蒜市场。

而后,大蒜在全县各个乡镇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1992年,金乡大蒜已经种到了20万亩,总产量达20万吨。为了大张旗鼓地为金乡大蒜造影响,找销路,金乡县委、县政府组织了“大蒜进京活动”:用10辆解放牌大卡车满载大蒜,车身上挂着“金乡大蒜畅销世界”、“金乡大蒜驰名中外”等大幅标语,于524日开进了北京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

1992年,在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金乡大蒜荣获中国白皮蒜类唯一最高奖——银质 奖。从这一年开始,金乡县各级领导更加积极地引导农民广种大蒜,总面积一年比一年增多。对于金乡大蒜的宣传与推介,更是搞得有声有色。

19963月,金乡县被国家正式命名为中国大蒜之乡。时任县委书记杜昌文讲:“要把金乡大蒜这个名字喊得天崩地裂,妇孺皆知,让全国人一看见大蒜就想到金乡,一提金乡就想到大蒜。”

他们成功了。从那时起,大蒜的名声越来越响——

19961月,被中国名牌产品认定暨明星企业评选活动组委会认定为“中国名牌产品”;

199610月,获得农业部A级绿色食品证书。

2000年,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金乡大蒜证明商标;

2001年,金乡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国大蒜节;

2002 年,成功举办“WTO与中国大蒜产业化论坛首届年会暨大蒜科技成果博览会

2002年,以种植面积最大县获“基尼斯世界之最”奖牌及证书;

20031月,获准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

20033月,获国家质检总局认证的金乡大蒜原产地证明标记。

2011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金乡大蒜开始实施地理标志保护。这是我国继龙口粉丝、龙井茶、平谷大桃之后第四个受到国外官方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金乡大蒜地理标志品牌迈向国际化。

金乡大蒜,给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临近的巨野、成武、鱼台、单县、东明、嘉祥等县,以及与金乡接壤的江苏丰县,20年来一直追随金乡县种蒜。有的县提出口号:“一人一亩蒜,赶上金乡县!”巨野、丰县的一些乡镇,还给农民下达指令性种蒜任务,种蒜季节之前派干部到各家各户检查是否备足了蒜种,没有备蒜种的给予处罚。于是,一个“金乡大产区”就形成了。

在这个大产区,金乡的大蒜面积基本稳定,全县每年种蒜达60万亩左右,产量达70万吨。而周边地区就波动较大,多是盲目跟风。看见大蒜挣钱,下一年就多种一些;看见大蒜赔钱,下一年就少种或者不种。但不管怎样,这个大产区无论面积还是产量,在全国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据估计,每年大约在100万亩左右,占到黄淮平原大蒜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个大产区,多年来一直以金乡为交易集散地。尤其是现货,大多到这里卖,在这里存,从这里发往中国和世界的各个地方。不只是金乡大产区,全国许多地方的大蒜都到这里交易,据金乡县商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金乡大蒜每年外销量达130万吨。有人甚至说,这里的大蒜交易额,占到了全国的80%以上。

中国在世界上是大蒜主要出口国,金乡又是中国大蒜的主产区,所以许多大蒜都从这里发往国外。早在1996年,金乡大蒜出口量就占到全国的70%。我女儿婆家是广州,她的大姑姐经常从广州飞到金乡,采购一批大蒜,经青岛发往中美洲的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让她丈夫在那里销售。更多的时候,是她打电话委托金乡的经纪人,让其代为代购、发货。据她讲,把金乡大蒜运到国外,蛮赚钱的。

现在,金乡县拥有自营进出口企业138家,产品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金乡大蒜加工出口创汇达7亿多美元。所以,金乡的蒜价,左右着世界大蒜的价格。有一位大蒜经销商说:这里就是个大蒜销售中心,世界各地都看这个地方,这地方一涨世界各地都涨,这地方一掉全世界都掉。
   
金乡称作“蒜都”,名副其实。

 

四、大蒜,银子

   200911月,大蒜头一回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话题。

在这个月里,《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周刊》先后报道:蒜价暴涨40倍,金乡有装卸工炒蒜成百万富翁,煤老板及温州资本参与炒蒜……这些消息,引发更多媒体关注蒜价,连地球另一面的美国人,也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中国大蒜市场投机味正浓》的报道。  

  20091126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次节目,题为《游资疯炒大蒜:装卸工一笔净赚50万》,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节目一开始,央视记者以金乡县的一个大蒜销售点为背景,手拿话筒向观众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大蒜之乡——山东省金乡县,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大蒜有四分之一来自这里,在这个大蒜销售点,我从老板那里了解到,这袋红蒜有40斤,去年价格低迷的时候它的价格是35毛钱,而现在,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20块钱。”

在这期报道里,有一个突出的事例:一个名叫刘军的,本来负责给大蒜加工厂拉货,今年年初,他在听说大蒜价格即将上涨的消息后,决定参与一把,就又贷又借,东拼西凑了40万元,以每斤2元左右的价格收购了300吨大蒜,几个月之后,这批大蒜的总价从40万元暴涨到了96万元。刘军转手一卖,在还清所有的欠款之后,还净挣了50多万元。  

在央视这次报道之后,中国的时髦用语便出了“蒜你狠”这个新词。随着“蒜你狠”现象的持续发酵,媒体继续跟进。半年后,2010513日,《第一财经日报》又报道:倒卖大蒜创暴富神话  有人获利过亿》。记者写道:

 

  巨大的价差在去年成就了金乡县一大批富翁。金乡县城郊一个村支部书记如是向记者描述:“近来金乡买车的人很多,一天有40辆左右的私家车开到金乡。4S店对金乡的买主也高看一眼,因为他们都是一次性付现款。”

  虽然这些人买的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元的中档车,但这对金乡这个鲁西南县城来说,档次已经不低。

在金乡,有着通过收蒜获利过亿元的“传说”。上述邵姓经销商告诉记者,有一位广东姓吴的老板,在去年收购了8000万元的蒜,收购价最高在1.5元左右,而他在金乡租有冷库进行储存。虽然不知道他出手大蒜的价格如何,但如果按照4元价格出手,获利也在亿元以上。

 

我在金乡采访时,曾向许多人核实这些报道的真实度。他们讲,有的是事实,有的是望风捕影。但是,在“蒜你狠”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人挣了大钱。当然,在“蒜你贱”的时候, 也确实有很多人赔掉了裤子。

当时媒体在报道“蒜你狠”时,一再提醒蒜农蒜商要注意防范风险,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在节目中一脸严肃地劝告炒蒜者“悠着点”。然而,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因为做大蒜生意太刺激,太暴利,所以干过这一行的人,很难再去干别的行当。

“不发大蒜财,枉为金乡人”,这是金乡人经常说的一句话。现在,全县有6万人的购销队伍和3万多户大蒜运输专业户。因为大蒜之都的缘故,金乡县的宾馆、餐饮等服务业也特别发达。据统计,全县农民80%的收入来自大蒜产业。

因为大蒜生意挣钱,让众多从不经商的人也暗暗心动,一些工薪阶层如公务员、教师、医生、警察等等,都当起了“业余蒜商”。他们或者单干,或者与人合伙;或者建冷库存蒜,或者做大蒜生意;或者做现货,或者做期货,大都沾了一身蒜味儿。

工薪阶层之外的人,兼职做大蒜生意的也为数不少。我2012年底去金乡时,坐过三次出租车,每次上了车就问,师傅做蒜了没有。结果怎样呢?三个司机都做。他们虽然把开出租车当作主业,但常年盯着大蒜市场,经常去看看行情,向行内人打探打探信息,而后决定自己做不做、怎么做。

第一位司机有三十来岁,做过好几年,没有太多的本钱,小打小闹。2012年与人合伙做,新蒜下来时,一斤4.5元买了一些,刚买到手发现跌价,没敢入库,匆匆忙忙卖掉,一斤2.7元,一下子赔了一万多。

第二位司机是一位年轻人,他与人合伙,2012年挣了9万,一人分得4.5万。他向我讲,他哥专业做蒜,天天在家里守着电脑做期货,今年没弄好,赔了不少。

第三位司机是一位中年人,他说已经做了多年大蒜生意。那天下午我本来想到南店子街转一转的,听他这么说,我决定取消原定计划,听他谈谈。我向他讲,我想写一本关于大蒜市场的书,你能不能找个地方停下车,咱们说说话。耽误了你的生意,我会补偿你的。他点头答应,就把车开到一个僻静的街边停下。

那个下午,在透过车窗照射进来的冬日阳光里,他向我讲了好多好多。

他叫张传立,做过煤炭生意,办过加油站,后来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蒜干厂,他只好一边开出租车,一边做大蒜生意。20125月底,他和四个人合伙,一人出50万,一共集资200万收新蒜。另外三个人,有“上班的”,有做生意的。他出的50万,其中一部分是借来的。金乡的新蒜刚下来时,蒜价天天涨,蒜农老是不卖,想卖更高的价钱,他们就去河南中牟收湿蒜,一斤一块多。拉回来晒干,一斤晒成七两。这个时候蒜价还在涨,但他们不动心,以每斤2.6元的价格卖掉。之后又买,又卖,最高卖到4元多。等到蒜价大跌的时候,他们收兵不干了。四个伙计算账,分钱,一人分到手18万多。

我恭喜他赚了大钱,他笑了笑说:“我是赚了,不过我这十八万算什么,前几年人家都几百万上千万的赚。”

接下来,他向我讲一件做蒜发财的真人真事。

他说,有个老王,是金乡本地人,前些年就做蒜,经常坐他的车。老王头几年不顺,把钱赔光了,还欠了账。2008年,大蒜一个劲掉钱,最后掉到了一斤九分,老王决定下手抄底,赌上一把。可是他没有本钱,就找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借了5万。还想找大舅哥借5万,顾虑到大舅子媳妇难说话,没有把握,就跟老婆讲:你去找你哥借钱去,借来5万,咱们还做夫妻,借不来的话,咱们就离婚!

老婆见老王说得认真,哭哭啼啼去了哥哥家。她知道嫂子的厉害,不敢直接找她,就找住在哥哥家里的娘哭诉,陈述借不到钱的后果。她娘觉得事态严重,就把儿子叫来说,看你妹妹,可怜巴巴的,你就借给她吧。儿子答应了,却没敢跟老婆大人商量,自己偷偷提钱给了妹妹。

老王有了这10万块钱,开始行动:他用0.11元的价格,以20%的定金,买下了两库蒜。有人笑话他,凭着九分的不买,偏买一毛一的。老王说,一毛一的品相好呀。别人说,什么品相不品相,就这个行情,孬的好的都得烂在库里!

可是过了年,蒜价就开始涨,老王在2.3元的价位上卖掉了他的蒜,又买,又卖,接连做了一把,一共赚了三百多万。

做完生意,他去还钱。拿10万给了朋友,可是朋友不要,说我借给你5万,我就收5万。他又带上10万去了大舅哥那里,一进门就给丈母娘跪下了,说:“大娘(金乡人对岳母的叫法),年前我想做蒜,怕借不来钱,就吓唬梅(老王的老婆),说借不来钱就离婚,叫你老人家生气了。”

老王把钱还给大舅哥,大舅哥也是只要5万。老王说,好,不给你,我给我外甥,给他当学费。就把10万全给了大舅哥。他大舅子媳妇在一边做顺水人情,做生气状,责怪丈夫不该瞒着她:“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能不借给咱妹妹钱吗?别说五万,十万我也拿!”反正是皆大欢喜。

老王还上钱,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还买了一辆车,是“马六”。张传立说,老王搬家的时候,他去“温锅”,吃了一顿喜酒。

那天下午,张师傅还向我讲了大蒜行业的好多事情和他的人生理念,让我收获颇丰。

结束谈话时,我看看手机,时间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我让他送回宾馆,下车时给了他50元钱。他不要,我坚持让他收下。

张师傅讲的这种“暴富”故事,我在金乡听到了好多好多。

正因为做蒜太刺激,太暴利,所以商人们一入此行,就不愿再干别的。即使赔掉了裤子,也想在大蒜堆里把裤子捡回来。还有人说,蒜商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离开这个市场:要么老得爬不动了,要么赔得没有钱了。

    许多年来,在南店子大街的一个十字街口,始终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少时几十,多时数百甚至上千。这些人多是大蒜经纪人。他们一头联系着储存商,一头联系着买家,主要是帮客户做大蒜生意,赚取佣金。行情好时,经纪人论吨收取佣金,根据大蒜的品质,有时10元一吨,有时20元一吨。生意最火时,一人一天能挣上千元。当然,有的经纪人不讲道德,“割耳朵”,两头瞒,对这边报一个价,对那边报一个价,会挣得更多。行情差时,他们只能论批收佣金。有时成交一批货,不管1吨还是100吨,客商只给经纪人十元二十元的吃一顿包子。有时两三个经纪人共同促成一桩生意,连吃包子的钱都不够。虽然赚不到钱,但经纪人们不能不做,因为很多客户都是老关系了,这个关系需要维持。金乡的大蒜经纪人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准,因为他们一半是农,一半是商。据说,有门面的职业经纪人上千,加上非职业的,大概有几千之多。

我发现,金乡县城,和全国任何一个县城都不一样的地方,是城里城外有好多的冷库。南店子“大蒜华尔街”,两边就有不少。从县城出发,无论沿着哪一条大路走,都会看到路边的冷库一座挨着一座,走出好远还有,几乎与下边乡镇的冷库群连成一线。

我看过有关资料,至2012年底,金乡县恒温库1300余座,贮藏能力达150万吨。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冷库群就在金乡。

   金乡的冷库,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是为了贮存蒜薹、蒜头。有了冷库,5月份下来“隔宿烂”的蒜薹就能存到过年再卖;有了冷库,本来只是“夏眠”三、四个月的大蒜,可以在零下三度的恒温里睡上半年甚至一年而不发芽。这样,大蒜就能由一季销售改为常年销售。所以,金乡本地人和一些外地商人,或者独资,或者合资,纷纷建起冷库。因为一个冷库只有一个门,里面经常是黑古隆咚,他们很形象把库叫“洞”,进库叫“进洞”,出库叫“出洞”。冷库老板对人讲他的冷库有多大规模,就说他有几个“洞”;蒜商向人讲,他存了多少大蒜,也说存了多少个“洞”。

     这种“洞”,现在每建一个至少投资50万元,能存5001000吨。用两个人管:一个管出库入库,一个看表,也就是负责控制冷库温度。为客商存蒜,每吨每月收取300元贮藏费,去除电费、人工费等等,纯利大约是三分之二,一个洞每年至少有大约8万元的纯收入。这些冷库老板,除了代人存蒜,赚取贮藏费,还时常直接收蒜,自己存库。

前些年,由于冷库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导致金乡电力供应高度紧张,一度出现停电断电现象。“冷库没有电,大蒜等着烂”,老板们急了,一起去县政府上访。县政府与供电公司紧急采取措施,才保证了电力供应。

我在城西徐楼村采访,听该村女支书周秀荣说,他们村534口人,460亩地,除了将95%的土地用于种蒜,几乎家家都有冷库,最差的,也与人合伙,在冷库中占有股份。有一个叫徐雪原的,光他自己就有9个“洞”,在县城买了两套房子。在徐楼村,如果没有二三十万的存款,这一家就是“穷人”了。

周秀英的丈夫叫徐自然,开着一家“大自然贸易公司”,有两个“洞”。但他不止做大蒜生意,还做辣椒,加工后出口韩国。2012年,他又在金乡县刚规划的食品园区内新建“山东斯米达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将近一个亿,却没用贷款,全用自有资金。

金乡县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好多村名都有“楼”字,光是县城四周,就有十来个。我想,这代表了当地百姓祖祖辈辈的一个愿望:住上楼房。不过,直到今天,因为种蒜和做大蒜生意,许多村民才真正盖起了楼,美梦成真。

除了冷藏贮存,金乡的大蒜加工业也是一棵摇钱树。鸡黍镇有一位农民叫张来运,1981年,因为夏粮(小麦)收了1.2万斤,秋粮(玉米等杂粮)收了1.4万斤,向国家交售余粮 1.1万斤,现金收入1万多元,得绰号张四万。这人成为金乡县的典型,当了省人大代表、省劳模,省政府有关部门曾送给他一头母牛。金乡大蒜大面积种植之后,蒜商们都为大蒜到了秋天会生芽而发愁,张四万在1995年建了一座辐照厂,用钴60射线照射大蒜,不让其生芽。据说,那个辐射源在一个井中,大蒜通过传送带经过那里接受辐射。这么一照,大蒜果然“死了心”,秋风再怎么强劲也吹不醒它了。解决了这个问题,蒜商们纷纷拉上大蒜找他,厂门口的车辆排成了长队,来自河南、江苏两省的也很多。“张四万”干了五六年,资产过了千万。后来,据说一些大蒜进口国从中国大蒜中检测出了异常,不肯进货,这种加工技术便被有关部门制止。

前些年,金乡曾经建起了好多蒜干厂,就是把大蒜洗净、切片、烘干,或内销,或出口,将一季销售的大蒜变成多年销售,好多人因此发财。但是,这样的加工造成了严重污染,搞得那条万福河臭气熏天,连河边的青草都死了。政府觉得这样不行,2008年下手整治,把这类没有污水处理设备的厂子全部关掉。

    现在,金乡的大蒜加工业已经上了层次,求精求深,研发并生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全县大蒜贮藏加工企业已发展到700多家,年加工能力60多万吨,开发的大蒜素、大蒜油、黑蒜制品、大蒜胶囊、大蒜素注射液等40多种高端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

    由于大蒜生意需要大量资金,在金乡,民间信贷也很发达。有专门从事放贷的,也有兼营的。一位蒜商,如果在某一家冷库存上几年大蒜,有了良好信誉,资金短缺时可向冷库老板借钱,用蒜抵押也可,不用也可。这种借贷,利息在二分至五分不等。    

在一些人看来,大蒜行业的角角落落都是钱。徐楼村有个人叫徐前进,前些年做萝卜干生意,让客户坑了,那年过年没有钱,只好流着眼泪接受政府发的“救济”。但他不灰心,到处找门道。他发现,冷库搞大蒜加工,削下的“蒜底”(大蒜底部)扔了可惜,就去收集起来,烘干后卖给饲料厂,结果发了大财。后来有不少人都学着他做,他就改行,建起“前进机械厂”,专门生产“蒜底烘干机”出售,一年纯利达到500万元以上。

有一个邳州人,人称大老李。他早先在家乡收破烂,那年钢铁掉价,他赔了大钱,在家呆不下去,跑到金乡收起了“大蒜破烂”:把人家加工大蒜扔的一堆堆蒜皮收集起来,到风口上扬光蒜皮,获得一些遗留的蒜瓣,拿去卖钱。就靠收这样的“破烂”,大老李在金乡立住了脚跟,先是租门面代人收蒜,后来直接做蒜,现在有资产300万元。

外地人来金乡捞银子的,东北人最多。

周秀英讲,前几年有个东北人到金乡,只带了一万五千块钱,做了几年,现在已经有几千万了。

另一个东北人过来,发现做大蒜有风险,遂做起另一种生意:冷库、公司开业时,他去送礼花。结果,一年挣几十万。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金乡栽了跟头。有一来自黑龙江的哥们,前些年带了上百万的资金,来金乡要发大蒜财,结果赔得一干二净,只好在这里当起了装卸工,给人扛蒜袋子,至今没能翻身。

在金乡街头漫步,耳边频频有东北口音响起。这些东北人,有短期停留的,有长期居住的,大多是为蒜而来。我在山禄大蒜市场见到一个中年妇女,操东北口音,专搞物流,将金乡大蒜、蒜薹、圆葱发往哈尔滨。她说,在金乡搞物流的,东北人老多了。

我在金乡采访时,老婆跟着去玩。有一天晚上我俩吃完晚饭,用金乡话说是“喝了汤”,到县城中心广场上散步。看见有许多人在那里锻炼身体,光是跳健身舞的就有好几个群体。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几百人排着四列长队,随着音乐边走边做动作,简单易学。问旁边的人,这叫什么舞,人家说,叫僵尸舞。我来了兴趣,就和老婆跟在队伍后面,也成为两具“僵尸”。跳了半个来小时,我正跳得高兴,周身通泰,舞蹈却结束了。问一个跳舞的女人,金乡从什么时候有了这种僵尸舞,她说,是去年一个东北人在做蒜,白天忙生意,晚上到广场跳这种舞锻炼身体,有好多人跟着他学。后来那个东北人走了,却把僵尸舞留在了金乡。

金乡作为一个农业县,外来打工者数量之多,在中国的北方十分罕见。这些打工者,是“头巾女”和“大衣哥”。

这两个群体,是来挣散碎银子的。

我在金乡时,不止一个人向我讲过:“大衣哥”朱之文以前在金乡打工。

201262日上午,第七届金乡大蒜节开幕,草根明星刘大成和朱之文登台献艺,二人都在现场道出了自己与蒜乡的渊源。

刘大成出生于济宁市中区安居镇南刘村,离金乡县城有四十公里。他说,他十来岁的时候就和父亲一同下地种蒜,收获之后一同到金乡卖蒜。现在他家还种着2亩大蒜,今年大蒜价格上涨,现在鲜蒜一斤在3元钱左右,可是他家的蒜却卖早了,1元一斤的时候就出手了。愁得俺娘两天没睡好觉!刘大成说到这里,现场观众捧腹大笑。

朱之文这天没穿军大衣,穿着白色西装。他满怀深情地讲:“俺跟金乡不见外。俺老家是菏泽单县,跟金乡是邻居,前几年经常来金乡打工。”他唱了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又说:“俺在金乡呆过很长时间,说起回家,金乡也算俺的家。”于是,又献上一首曾在央视春晚唱过的歌曲《我要回家》,全场掌声雷动。

我在媒体上了解到,2012123日,在山东电视台大型全明星公益选秀活动《王者归来·因为爱》的录制现场,朱之文把他的大衣拍卖了51.8万元后,又以个人的名义捐出10万元。

朱之文不穿大衣了,但是在金乡还有好多的“大衣哥”,他们多是来自外地。

我第二次去金乡采访,发现有两个地方是“工夫市”,各站着一群“大衣哥”:一是南店子街口;一是城西鱼山镇。那时刚下过一场大雪,寒风凛冽,他们每人都穿一件黄大衣。我下车后,他们立即围过来问:老板,觅人?

这个“觅”字我懂。在我家乡莒南,过去给财主家干活的人就叫“觅汉”。

得知我不觅人,他们的脸上现出失望神色。我问他们收入怎样,他们摇头道:“不管。”这句“不管”,就是“不咋样”的意思。他们说,这个季节活少,工钱也低,一天才挣百十块钱。在新蒜入库的季节,他们一天能挣三、四百。我听说,有一位来自黑龙江富余县的“大衣哥”,人称“小波”,硬是靠扛蒜袋子,在县城买了楼,另外还买了一辆20多万的车。

当然,无论是淡季,还是旺季,他们都是出大力的。我去看过冷库,存蒜的铁架子有十几层高,一直顶到天花板上。在新蒜入库的时候,“大衣哥”们要忍受着高温,脚蹬铁架子分层站立,抛接着80多斤重的蒜袋,把每一层都装满。说他们用汗珠子把地面淋湿,一点不算夸张。

“大衣哥”扛袋子,“头巾女”则有一部分在冷库加工大蒜。蒜商们买进的大蒜,只在地头剪杆、削胡,搞了些粗加工,入库前,要进一步剪掉多余的蒜杆、削去蒜底,去皮,分级。如果是出口的大蒜,还要按照外商要求,装进一个个小网袋,每袋装几头,到了外国直接进入超市。搞这些加工,多是雇用妇女,每人每天大约付一两百元工钱。这些妇女为了遮尘,干活时都围一个头巾。

在“大衣哥”和“头巾女”这两个人群中,有不少是夫妻一起来的。有一个人叫王庆友,五十来岁,原在内蒙鄂尔多斯工作,和老婆双双下岗后来到金乡,至今已经六年。两口子就靠在此打工,供两个孩子上完了大学,女儿2012年考上了博士。老王的父亲中风偏瘫,两口子还用打工所得为其治病。

单县有个孙正美,也是两口子在金乡打工,一年挣七八万。儿子考上了新疆一所大学,放了假也来帮父母干活。孙正美现在已是小头头,带着一二十个单县老乡在一家企业常年干活。

更多的“头巾女”,出现在金乡农村,在一块块蒜地里。

我第一次见头巾女”,是第一次去金乡的时候。我见一块地里有人拾蒜,就下车走了过去。

这块地里有十来个人,其中只有一个中年男人。我很纳闷:这里怎么像集体化的时候那样,成群结伙地干活呢?问过那个男的,他笑了笑告诉我,除了他和老婆,另外那些妇女是觅的人。我问那些妇女是从哪里来的,她们笑着问我:你看俺是哪里的?我说,看不出来。雇主的老婆告诉我,她们是从鱼台县来的。那里种稻子多,这个时候正好没有活儿,就到这里打工。因为鱼台女人干活的时候喜欢戴头巾,所以当地人看他们是戴头巾还是戴斗笠,就能看出她们是鱼台的还是其它地方的。

那些鱼台女人,在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大多粗皮糙肉,正手脚麻利地捡拾蒜头。捡满塑料盆,就倒进用钢筋架撑起的尼龙网袋里。

我问一个妇女,干这种活儿,一天能挣多少钱。她用下巴指着旁边一位妇女道:“你问俺老板。”那个胖乎乎的“老板”立即向我一笑:“不告诉你,这是商业机密。”一群女人哈哈大笑。

我猜想,这个老板,其实就是个领头的,由她向雇主领活儿,谈工钱。

后来,我在采访中多次听人讲到这个群体。有人说,十几年前,金乡人种蒜都是自己干。但是种蒜这个活儿实在太麻烦,要把一个一个蒜瓣儿摁到土里埋起来,而且要让芽尖朝上(就因为种蒜芽尖必须朝上,农机部门研究了多年,也没能成功造出大蒜播种机),费时费工。那年马店某村有个人忙不过来,就让外县亲戚过来帮忙。那个亲戚过来发现,这里种蒜太需要人手了,就问别的人家要不要人帮忙,需要的话,他可以从家乡叫人过来。于是,一些人家就让他找人帮忙,种完蒜,当然付了工钱。当时那些觅人的主儿,都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们想起了旧社会,觉得自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成为“剥削阶级”了。

但蒜农们脸上的羞容,很快被商品生产的钢铁逻辑抹去。他们迅速转变了认识,觉得觅人这件事情,对自己,对打工者,都是有利的,谈不上谁剥削谁。那些外乡人,在家闲着也是闲着,给他们提供挣钱机会,有什么不好?

于是,金乡蒜农觅人干活成为常态,成为习惯。每年到了种蒜的时候,到了提蒜薹的时候,到了挖蒜的时候,周边几县,像鱼台、嘉祥、巨野、成武、单县,甚至河南、安徽一些地方,都有农民到金乡打工。还有的人,来自更远的地方。

这些打工者,有男有女,成群结伙,每一伙都有“老板”,负责和雇主讨价还价,结算工钱,协调各方关系。每年到了大忙时节,金乡县城和各个乡镇都有“工夫市”,也就是劳务市场。每天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打工者就在“工夫市”站成一大片,等待雇主前去觅人。双方谈妥之后,“老板”就带上一帮打工者坐上雇主的车,去了某村某块蒜地。

他们干活,有时按天付钱,有时包工。后来,是包工的居多。种一亩蒜多少钱,收一亩多少钱,包给你干,不管你是多少人。无论收、种,雇主都有具体的要求。譬如说,有的规定,挖蒜要做到“三清”:将蒜刨下来,削掉胡子,剪掉蒜杆装袋。

我问过多位蒜农,觅人需要花多少钱。他们讲,现在比过去贵多了。按日工算,过去一天几十块钱就够了,现在至少一百。包工呢,过去一亩蒜的收和种只用几百块钱,现在都在一千以上,有时还要花到一千五六。

只是拔蒜薹(也叫提蒜薹。提,读音为dī)有另外的算法:要看当时的价格。蒜薹贵的时候,请人拔蒜薹要付工钱;蒜薹贱的时候,以蒜薹低顶工钱,谁拔了谁要;要是蒜薹价格进一步低贱,不光是赔上蒜薹,还要赔上工钱。因为蒜薹到了季节不能不拔,不拔会影响蒜头生长。

在蒜区打工是很辛苦的。种蒜,剜蒜,经常要爬着跪着,累得腰酸背痛。蒜区的雇主也很仁义,无论谁家觅人,都是管吃管喝。要炒菜,菜里要有肉。要给他们酒喝,给他们烟抽。当然,这些烟酒都是低档的,一瓶酒或一包烟也就是几块钱。

打工者,有的住在廉价旅馆,有的住在蒜农家里。曾经有一个例外: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各村都按照上级要求,不准外来人进村,这些打工者只好住在村外野地里,由雇主送饭给他们吃。

背井离乡,出力流汗,这些“大衣哥”和“头巾女”都不容易。然而,他们为何要到金乡?还是因为到这里可以挣钱。一个忙季下来,十多天的时间,他们可以挣两三千元。

我在金乡人嘴里也听到过怨言。他们说,因为大蒜,金乡的人工费比外地贵好多。同样是种一亩蒜,在山东聊城的莘县只花300元,在这里是1000多。就是找个建筑工,也要比外地贵。

不只是金乡,在各个蒜区,雇人干活都是常见的。请看中国江苏网2013521日的报道:

 

在邳州市宏通客运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518日起,客流量明显增加,主要是来自睢宁、新沂、东海、沭阳等地的挖蒜工,当地也称“起蒜”。
   
据了解,有着“中国大蒜第一镇”之称的邳州市宿羊山镇,平时每天的客流量在500人次左右,但近两天,仅站内售票就达到1200多张,比平时增加了一倍还要多。跑台儿庄南线(途经宿羊山)的徐师傅告诉记者,平时每天一般跑两到四趟,而这两天每天最少都得跑六趟,为了保证及时输送挖蒜工,客车的班次也由原来的 20分钟一班改成了五六分钟一班。
    
在邳州宿羊山镇,蒜农魏先生告诉记者,今年“起蒜”的价格比去年略有上涨,“起蒜”有两种计费方式,一种是包亩,即这一亩地的大蒜全部挖完的价格,2012年每亩价格400元左右,今年涨到了450元;还有一种是不包亩,干一天给一天的工资,2012年 一天100元左右,今年一天至少要130元。

这种挖蒜工,出门时可能会冒着生命危险。《齐鲁晚报》2013524日报道:成武、巨野两县挖蒜农民,因为乘坐三轮车去外县外镇,三天之内出现两起翻车事故,死亡9人。

在“蒜你狠”的时候,大蒜产区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出现:盗贼。大蒜收获之后,有一个晾干待售的阶段,在金乡县,几乎家家都有蒜垛,一般都在院外街边。有的小偷开着三轮车,到蒜垛边停下,趁主人不备,扯过蒜袋就往自己车上装,装上一些逃之夭夭。有的蒜农夜间睡在蒜垛边看护,小偷却做好分工:几个人将醒来的主人摁住,另外几人装车,等到小偷离开,主人望尘莫及,徒呼奈何。金乡县警方曾展开对他们的严厉打击,将打击成果公开展览,其中有一辆三轮车,上面装满了蒜,那是小偷连车带蒜一起偷走的。

还有的蒜农,种上了蒜却迟迟不见出苗,扒开看看,土里并没有蒜瓣儿。原来,因为蒜种太贵,有人就在夜间悄悄去扒来别人种下的,白天堂而皇之地种到自家地里。当然,这是前几年发生的事情,极其罕见,现在基本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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