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积弱,招灾招祸”,是先哲为后人敲响的警钟；“落后就要挨打”,在历史上本来就是血淋淋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派系林立、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人心涣散,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眼中依然是鲸吞的对象。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成为其14年侵华战争的起点。四个月占领东北三省而没有遇到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有力抵抗,更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加速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急剧膨胀。山东是近代以来遭受日本侵略最早、人民受害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饱受苦难的山东人民从甲午战争开始,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山东又是全面抗战时期诸多矛盾最为复杂、各种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敌我友三方生死相搏、此消彼长,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进程相互交织、波澜壮阔。“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浴血奋战八年,重整齐鲁山河,既奏响了一曲惊天动地的民族独立英雄凯歌,又书写了一篇改天换地的人民解放历史华章。

　　本文试用按年分述敌、我、友三方概况的形式,回顾山东抗战的光辉历程,揭示山东抗战史的脉络、主流和本质。

    一九三七年

　　1937年7月7日,日军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志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7月底侵占平、津,8月13日进攻上海,9月30日侵入山东,11月9日攻占太原,12月13日攻陷中国首都,六周之内在南京杀害被俘士兵和城中平民30万人,使南京变成一座尸横遍地、满目凄凉的死城。日军诱、逼韩复榘降日未果,于12月27日占领济南,指使汉奸马良等组织“治安”维持会,扶植傀儡政权。止于年底,日军在鲁北等地制造重大惨案20余起,仅“济阳惨案”就杀害平民2400多人。日军横行齐鲁,肆意烧杀、奸淫掳掠；侵略者铁蹄所至,山河玉碎、生灵涂炭。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最早发动并持续领导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又作出迅速反应,7月8日通电全国:“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中旬,向国民党交付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8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正确道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将民族大义置于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血海深仇之上,积极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1000余人,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日军的第一次大胜利。在山东,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直接派出代表与韩复榘谈判,中共山东省委积极协助配合,使山东的上层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数十名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重要干部和数百名共产党员得以离开国民党的监狱。这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热血男儿,“丹心救国扶社稷,抛却囚衣举战旗”,毫不犹豫地奔赴抗日救亡最前线,同各地战友一起,迅速发展地方组织,坚决执行省委制定的抗日武装起义十大纲领和在山东各地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大力推动各界民众成立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准备抗日武装起义。到年底,山东地方党组织成功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等抗日武装起义,成为举起刀枪、誓死抗战的鲜明旗帜,得到了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坚决拥护。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虽然表明不再屈服于日本的任何压力,但仍幻想“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直到日军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剑指首都南京,蒋介石的妥协态度和抗战政策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宣布要“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倭寇的力量。随后投入百万兵力进行忻口会战、淞沪会战,拼死抗击3个月,遭受重大伤亡,要地接连失守,但也予敌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在山东,面对强敌入侵,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范筑先“裂眦北视、决不南渡”,与中共山东省委精诚合作,在鲁西北树起抗日战旗。而对国民政府阳奉阴违、与蒋介石矛盾很深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5战区副司令韩复榘,秉封建军阀保存实力之故智,视3800万山东同胞的生死安危如敝屣,先在鲁北小战即撤,后弃河防不战而逃,率10万大军一退数百里；其委任的近百名肩负保境安民、抗战守土之责的专员、县长,弃城携款各奔西东,地方政权土崩瓦解。不满百日,山东大部地区不战而陷于敌手。

    一九三八年

　　本年日军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40万人,占其侵华兵力(不含东北)的58.8%。日军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徐州、武汉,企图迅速围歼国民党军主力,尽快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三四月间,疯狂进攻的日军在鲁南台儿庄受到沉重打击。5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集结重兵攻陷徐州,山东全境沦为敌后。伴随着野蛮杀戮和种种暴行,日军上半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山东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占领。日军加紧建立和发展“新民会”等汉奸组织,在占领区大力进行奴化宣传,通过“军管”掠夺工矿企业,于年底初步建立起省、道、县三级傀儡政权。为了用大肆杀戮摧毁山东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日本侵略者又制造了滕县惨案(杀害2259人)、临沂惨案(杀害2840人)、金乡惨案(杀害3347人)等145起屠城屠村的重大惨案,犯下了反人类、反文明的滔天罪行,留下了山东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页:山东人民的鲜血从鲁北流到鲁南,从胶东流到湖西,从战壕流到民宅,从城镇流到乡村!死于日军屠刀之下的既有以命相搏的志士,也有无辜被害的平民；既有不满周岁的幼儿,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处处溃败的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敌进我进”,迅速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中共山东省委勇于担当、力挽狂澜,先后发动了鲁中徂徕山、鲁西、鲁南、鲁东南等遍布全省的抗日武装大起义:用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和血战到底的抗日精神“唤起工农千百万”,拿起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同侵略者拼杀,数月之间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炸桥梁,破铁路,烧军车,袭据点,钳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临沂和台儿庄地区的作战。毛泽东对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高度重视,派大批干部赴鲁工作。至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数十支抗日武装,整编为拥有数万健儿的抗日游击兵团——八路军山东纵队,汇集成齐鲁大地上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并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初步建立了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省委与4月入鲁的国民党军石友三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抗日关系。但由于政治斗争经验不足,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退让太多,没能很好地把握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重大机遇。

　　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在全面抗战开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内,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上半年,鲁南成为国民党军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战场。广大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不惜流血牺牲,先后在临沂、滕县、台儿庄等地决死奋战,歼灭日军中素以“无敌”著称的第5师团和第10师团1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虽然此后的武汉大会战失利,广州沦陷、武汉沦陷,但国共合作坚决抗战已经造成了侵略者预料之外的持久战态势。韩复榘被国民政府处决后继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深入鲁西、鲁北积极活动,利用其“正统地位”和统治经验,抢地盘、抓政权、扩实力,很快成为山东各地国民党势力和地主豪绅武装的新首领:委任专员、县长近百个,收编游杂司令数十人,控制地方武装15万,获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沈鸿烈、秦启荣等国民党顽固派头子,以“不合法”为借口,坚决反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极力限制八路军等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并千方百计挤走了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的石友三,不择手段地破坏了范筑先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开创的鲁西北敌后抗战的大好局面。年底,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汪精卫竟然从重庆出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叛国投敌,为此后山东大批国民党军队“曲线救国”、祸害同胞开了恶例!

    一九三九年

　　本年日军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54万人,占其侵华兵力(关东军除外)的62%。日本政府“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被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所打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由战略进攻为主改为巩固占领区为主,开始由重视国民党转变为重视共产党,认定“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逐渐将大量兵力投入主要由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加强了对共产党、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打击,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侵占山东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2军,连续实施“治安肃正计划”,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实行“囚笼政策”。日军上半年对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与“扫荡”达50多次,全年制造残害平民的重大惨案43起。随着驻鲁兵力的增加,日军在山东的占领区开始由城市和交通要道向广大乡村延伸。至年底,唐仰杜任省长的伪山东省公署辖有济南、烟台两市和95个县政权。

毛泽东提出以“派兵去山东”为重大步骤的“东进”策略之后,八路军第115师第685团和陈光、罗荣桓率领的第115师师部与686团先后挺进山东。“从平型关过来的老八路”入鲁旗开得胜,在樊坝、陆房、梁山等地三战三捷,沉重打击了日伪军,震慑了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在湖西、运西、泰西、鲁南创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的抗战信心。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真诚团结社会各个阶层共同抗日救国,赢得了国民党左派、各界士绅名流、进步人士的真诚拥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努力纠正对政权建设不够重视、对顽固派斗争不够坚决的错误,给不断制造反共磨擦的国民党顽军有力回击。年初,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面世,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喉舌,鼓舞军民团结抗战、夺取胜利的号角。6月底,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在沂蒙山区与山东分局会合,统一了八路军山东各部的领导,放手建设民主政权,动员组织武装民众,大力扩军整军强军,英勇抗击日伪军的进攻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

　　国民党在日军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之后,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是国民党由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的标志。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对日抗击仍较积极,多次发动试探性进攻,并在敌后设立鲁苏与冀察两个战区。3月底,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部两万余人进入山东,先后占据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沈鸿烈部也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抢占了沂鲁山区的要点。于学忠及所部东北军将士民族意识较强,在抗击日军“扫荡”中消灭了许多日军,并与八路军部队友好相处,共同撑持山东抗日大局。但以沈鸿烈、秦启荣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执行“溶共、防共、限共”方针,不断制造袭击、残害共产党人和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成为山东抗战阵营中的一股逆流。从6月到年底,国民党顽军仅向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部队的进攻就达90多次,杀害和扣押干部战士2350余人,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经常腹背受敌,不得不在对日、对顽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沈鸿烈、秦启荣等所控制的19万国民党地方部队大多数素质低劣、军纪败坏,逐渐失去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时有民谣如下:“油饼队,吃饱睡,鬼子来了往后退,鬼子走了来收税,秦启荣不是好玩艺!”

    一九四□年

　　本年日军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47万人,占其侵华兵力(关东军除外)的58%。日军驻鲁兵力增至3.6万,伪军8万,加紧实施“肃正作战”,至年底在山东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已达25次。日伪设立1156个据点,控制着山东境内的全部铁路和绝大部分公路,进一步强化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用封锁、分割、“蚕食”的毒辣手段摧毁各抗日根据地。日军在制造血腥屠杀暴行的同时,肆意摧残和毁灭中国文化,掠夺文物和典籍,破坏和霸占学校,给山东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巨大损害。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大批国民党高官和将领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南京宣布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使山东伪政权的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更加活跃。日军极力拉拢国民党顽固派,收买游杂武装和封建会道门,伪政权建设进一步加强。伪山东省公署将原设的4道改为10道,在全省建立起103个伪县政权,大力推行集地方行政、军事、经济活动为一体的保甲制度,成为日本侵略者强制推行政治上“以华治华”、经济上“以战养战”、思想文化上“驯服奴化”等殖民政策的重要工具。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进攻和反共叫器,科学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性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8月至12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取得了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的重大胜利,给山东和全国抗日军民以巨大鼓舞,对坚定全国抗战必胜信念、制止国民党与日本妥协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迅猛发展,成为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止于年底:共产党员超过11万人,八路军发展到13万人,地方武装和民兵数十万人；建立了两个行政主任公署、10个专员公署和79个县政府,行署主任、专员、县长均为各界代表民主选举产生,管辖范围达6.3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余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干部清正廉洁,统一财政经济、实行合理负担,维护劳工权益、关心群众疾苦,宣传先进文化、加强思想引领,发展教育事业、兴起冬学运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织体制的初步健全,尤其是7、8月间在青驼寺召开的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标志着全省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投降斗争,愤怒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行径,积极倡导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以分散游击的战略战术,在广大山区和平原天天进行战斗、处处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使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为山东坚持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

　　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的畏惧,蒋介石集团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东沈鸿烈等国民党顽固派也把八路军的壮大视为心腹大患,对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忧心如焚,在“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叫嚣中加紧制造磨擦,集结大股顽军向抗日根据地进逼,并公然配合日伪“扫荡”夹击八路军。其委任的100多个专员、县长绝大多数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立场。在沈的拉拢下,东北军内部急剧分化,第57军军长缪澂流竟与日军密谈“共同防共,互通情报”。虽有部分爱国将领发动“九·二二”锄奸,打击了国民党亲日派的投降活动,但东北军的分化对山东抗战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沈鸿烈对于学忠联共抗日极为不满,双方矛盾加剧,鲁苏战区在日伪大“扫荡”中损失惨重。

    一九四一年

　　本年日军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46万人,占其侵华兵力(关东军除外)的75%。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后,日军为尽快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以摆脱其多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在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诱降的同时,集中兵力对华北连续三次推行以“总力战”方针为指导、以“灭共”和“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的“治安强化运动”,企图彻底摧毁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使华北沦陷区成为支持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年初,日军采用“分进合击”战术,疯狂“扫荡”了鲁西和冀鲁边根据地。从10月下旬开始,日军集中5万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两个月的“铁壁合围”。日军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其“扫荡”次数之频繁、“三光”政策之残暴,是世界战争史上所没有的。在日军的毁灭性打击下,抗日根据地的许多村庄人畜不留、庐舍为墟。在占领区,日军进一步加强汉奸组织的力量,扩大警察特务系统,实行法西斯恐怖政策和限制物价、物资统制等措施,强行征敛搜刮,加紧掠夺煤炭、矿石、农产品和劳动力,使山东日益成为其“以战养战”的重点地区。到年底,伪省公署强制推行的保甲制度基本完成,全省共编3万4千余保,35万余甲,保甲自卫团员71万人,保甲组织成为日本侵略者在山东乡村强化殖民统治和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工具。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面对日军疯狂“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加紧反共、趁势夹击造成的严重困难,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和巩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而英勇斗争。广大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与人民群众携手同心、生死相依,前仆后继、浴血沙场,以愈挫愈勇的大无畏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同日本法西斯进行气壮山河的殊死搏斗,并在鲁南、胶东、清河、湖西等地击退了国民党顽军的多次进攻,顽强地坚守着山东的抗日阵地。特别是在抗击5万日伪军对沂蒙山区进行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作战中,根据地军民“几度搏杀动天地,碧血忠魂烁古今”,表现出血染山河、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粉碎了日军一举歼灭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战略企图。省战工会副主任陈明、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省妇救会负责人陈若克等壮烈牺牲。一批又一批山东共产党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受遍敌人的酷刑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民族之魂、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用民族先锋、抗日模范的表率作用,激励着人民的爱国情怀和必胜信念,在齐鲁大地上催生出无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景；以明德英、祖秀莲、王换于等“沂蒙红嫂”为代表的根据地人民,舍生忘死掩护八路军战士、抢救八路军伤员的动人事迹也广为传颂。

　　正当全国抗战步入艰苦岁月之际,国民党统治集团置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公然同室操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点,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山东的沈鸿烈、秦启荣等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他们一面竭力保持与皖北的交通联系,以取得第五战区汤恩伯的直接支援；一面与日伪军互相勾结,加紧对八路军进行封锁包围,采取分区联合、互相策应、步步紧逼的方法向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三月攻势”。东北军中的顽固派也掀起了反共倒退的逆流,制造了一系列残害抗日军民的事件,但广大官兵在于学忠指挥下仍继续坚持抗战。沈鸿烈重金收买刺客行刺于学忠的阴谋暴露,9月被蒋介石调往重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运转基本上陷于停顿。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
　　    一九四二年
　　本年日军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约40余万人,占其侵华兵力(关东军除外)的70%。日军在山东的兵力增至4.7万人,伪军激增至16万人,据点增至3700多个,封锁沟、墙达4000余公里。从春天开始,日军连续推行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政治上实行“怀柔”、欺骗政策,企图瓦解人民群众在困境中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意识；在经济上封锁更严密、抢掠更凶狠,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在军事上进行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拉网合围扫荡”,企图打垮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日军在进攻山东八路军部队的同时,加强了对鲁南山区国民党军于学忠部和鲁西地区国民党军孙良诚部的进攻。全年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急增至40多次,万人以上的“扫荡”达6次,其中尤以对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根据地的“扫荡”最为残酷,成千上万的抗日军民被投入血泊之中。“一寸山河一寸血”!日军的“三光”政策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野蛮的记录,在临朐、淄川、博山、徂徕山、鲁西北等地制造了若干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日、顽夹击和连年天灾使山东抗日根据地面临最为严峻的考验: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封锁,面积由1940年的6.3万平方公里缩至4.2万平方公里,人口由1940年的1200万减至750万,八路军人数较1940年减少四分之一,而且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军民衣食极度匮乏。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帮助山东党政军领导人统一军事指挥,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思想认识,明确战略方针和中心任务,引领根据地军民开通了战胜最严重困难的道路:强力推进的减租减息运动更加鲜明地宣示和践行了共产党“依靠人民抗战、抗战为了人民”的根本宗旨,坚决改造“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的旧社会,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建在人民心坎上的根据地铸成了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彻底的村级政权改造确立了已经觉悟、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的政治优势,夯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充分发扬民主建立起来的“三三制”政权紧密团结了各个抗日阶层,汇成了万众一心共同抗战的历史洪流；接连不断的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更加密切了党群血肉联系；各级军政领导带头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改善了军民生活,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以政治攻势为主,分散的游击战争为辅”的指导方针,成为敌强我弱态势下克敌制胜的法宝。人民子弟兵在反“扫荡”作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群体,如山东军区特务营的14名战士,在对崮山完成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突围任务后陷入绝境,宁死不当俘虏,一起跳崖殉国；胶东八路军某部六班的10名战士,三次冲进日军合围圈,救出一千多名群众,最后全部牺牲,被称为“马石山十勇士”。血火之中巍然屹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向世人证明:人民战争的整体战完全可以击破敌人的“总力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是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
国民党敌后战场军无斗志、日趋崩溃、越战越小的态势,与共产党敌后战场百折不挠、屡挫屡奋、越战越强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民党鲁苏战区部队在2、5、8月受到日军多次大规模进攻,于学忠率部竭力抗击,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粉碎了日军消灭其首脑机关的企图。但受国民党脱离民众的片面抗战路线所限,东北军只有“土石之山”为依托,而无“人民之山”作依靠,在连续作战中伤亡惨重,战斗力大大削弱,军需供给也日益艰难,已失去了对日伪的重要钳制作用。常恩多等东北军将领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毅然率第111师起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队伍。在日军打击下,国民党军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率所部3万余人投敌,对山东抗战局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牟中珩任主席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已人心涣散、难有作为,在日军的政治诱降和军事压迫下,国民党名下的游杂武装和地方保安部队纷纷投敌,大部伪化。
    一九四三年
　　本年日军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约35万人,占其侵华兵力(关东军除外)的58%。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但在山东敌后战场上,伪军增至20万人,日本侵略者呈现出“最后的疯狂”,仅以其对清河区的进攻为例:年初,日军出动1.2万人对清河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4月下旬又以2万兵力“铁壁合围”清河根据地,11月又集中2.5万兵力对清河区进行第三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一年之内对同一地区进行如此规模的残酷“扫荡”前所未有。日军全年对抗日根据地千人以上的“扫荡”达到46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4次,实施毒气作战达13次之多,并实施了灭绝人性的代号为“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细菌战,使鲁西北、冀南等地20余万民众死于霍乱病菌,造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黎明前的黑暗”。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与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更加完备,逐步掌握了抗日战争主战场的主动权。罗荣桓3月出任新成立的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之后又接替朱瑞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领导机关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完成了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的历史性转变,党员队伍进一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七八月间,礼送抗日友军于学忠部离鲁入皖,粉碎了李仙洲部入鲁反共的企图,抓住战机控制了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等战略要地,迎来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开展进一步改善了根据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广大群众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加强了抗战队伍的团结,密切了党政军民的血肉联系；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遍地开花,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神出鬼没,形成了威震敌胆的战争奇观；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大生产运动结出硕果,使军民生活大为改善；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成为斩断敌人魔爪的利剑,上百支敌后武工队犹如刺向日伪腹心的一把把尖刀。“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金秋到来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近千万山东抗日军民已经战胜了最严重的困难,用血肉和生命铺就了局部反攻之路,承担起独立支撑山东抗战大局、重整齐鲁大好河山的历史重担!
　　国民党对日军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把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英、苏；同时,力图削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本年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则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在山东,国民党军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率部四万余人年初投敌。之后,山东游击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齐子修被俘投敌,第51军第112师副师长荣子恒、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刘景良相继率部投敌。这是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和国民党内“曲线救国”投降理论在山东结出的又一批恶果。上半年,鲁苏战区部队迭遭日军重创,仅余6000疲惫之师。蒋介石认为于学忠反共不力,电令于率部撤出山东,其防区由嫡系李仙洲部接替。7月,于学忠难以坚持,不等李仙洲接防,即在八路军山东军区帮助下率部及山东省政府离鲁。李仙洲部3月从鲁西南入鲁,置中共山东分局“友好团结、共同抗战”的善意于不顾,视根据地军民的欢迎、帮助和接济为可欺,坚持“先打八路,后打鬼子”的反动方针,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理所当然地遭到山东抗日军民的坚决反击。李仙洲部的反共并没有换来日、伪军的“让路”,仍不断受到日军的阻击。在损兵折将一万多之后,李仙洲部被迫于8月退回皖北,使蒋介石争夺山东敌后控制权的计划落空。至此,国民党在山东境内已无主力部队,其省、区、县政府也大都名存实亡。
    一九四四年
　　本年日军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关东军除外)占其侵华兵力的64%。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侵华日军完全陷入战略被动。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惨败,日军集中兵力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起攻势,原驻山东的第12军主力调往河南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留在山东的日军只有2.5万余人,数量减至抗战以来的最低点。伪军虽近20余万,但战斗力不强。日军被迫收缩战线,实行重点守备、攻势防御；放弃若干次要及孤立、突出的据点,以免被八路军各个击破；相对集中兵力,重点扼守军事要地和交通要道；以若干重要据点为依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短促“扫荡”,以攻为守；在根据地边沿区则实行“九分政治,一分军事”的策略,加强汉奸特务和反动会道门活动,进行以“游击”对“游击”、以“突击队”对“武工队”、以“政治攻势”对“政治攻势”的所谓“全面斗争”。
　　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已看到胜利的曙光,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积极为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号召。八路军山东军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斗争方针,抓住有利时机发动了春季攻势、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等一系列局部反攻,取得了一连串重大胜利:共进行较大战役15次,全年歼日伪军近6万人,争取伪军反正1.1万人,攻克县城9座,攻克、迫退日伪据点1265处,光复国土4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93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战略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大大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普遍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斗争抗拒减租、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和不法富农1.3万余人,为基本群众追回资产3亿多元,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农民扬眉吐气,民主政治空前活跃；随着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和各项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根据地初步建立起公营、合作经营、私营经济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财政经济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八路军发展到15万人,民兵达37万人,自卫团达105万人。从总体上看,山东各级党组织加速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得到了山东人民的坚决拥护,凝聚起强大的抗日队伍；山东解放区1900多万军民已经在局部反攻取得重大战绩的基础上,准备好了实施大反攻的条件和力量,成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的重要战略基地。
　　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顽固坚持一党专制,不断强化独裁统治,特务机关遍布城乡,极力压制民主运动,激起人们强烈不满。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捷报频传相反,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在豫湘桂作战中,广大爱国官兵虽不惜牺牲进行抗击,但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8个月时间,国民党损兵60万,失地数千里,丢失城市146座,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致使6000余万人民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令人痛心的一页。此次大溃败,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政治、经济、军事腐败的必然结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远在安徽阜阳,对残留在山东的数万地方武装已失去指挥作用。这些仍挂国民党军招牌的游杂武装,大多假抗日救国之名,行鱼肉百姓之实。其中,有的变本加厉地与日伪勾结,配合日伪军向八路军进攻；有的既接受伪军番号又挂着国民党军的牌子,实际上同伪军并无多大区别。国民党军所驻地区,民穷财尽,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失望和愤怒与日俱增。无论在全国还是在山东,国民党已失去民心,越来越多的国人把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争取抗战最终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
    一九四五年
　　本年日军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占其侵华兵力(关东军除外)的69%。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法西斯日暮途穷的形势下,日军士气低落,厌战情绪上升；伪军更加动摇,军心趋于涣散。但困兽犹斗,日军大本营为控制山东东南沿海地区,保持与本国的战略联系,加强对美国军队的作战准备,从4月开始向山东沿海增兵,不久即达10万之众。日军以鲁中、滨海为重点,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五月“扫荡”。这“最后的挣扎”受到八路军严重打击后,日军被迫困守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处于四面楚歌之中,面临最后崩溃之势。8月15日,日本天皇“终战诏书”向全世界广播,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共同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9月9日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但山东日、伪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继续与解放区军民为敌,致使山东军民的对日大反攻一直持续到年底。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山东解放区党政军民坚决贯彻七大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更加有力地向八年间残害数百万山东同胞的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在同仇敌忾、气势如虹的春、夏季攻势作战中,歼敌3.9万,收复大片国土,数百万同胞重见光明,五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十几万日伪军的盘踞之地已成为广大解放区中的数十座孤岛。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罗荣桓立即指挥山东军区23万大军兵分五路,向拒不缴械投降的日伪军展开规模空前的大反攻。黄河两岸铁流勇进,泰山南北杀声震天,胶东半岛横扫残敌,齐鲁大地捷报频传。在大反攻作战中,共歼日伪军12万人,解放城镇、港口54个,对济南、青岛、徐州等大城市已形成包围之势。山东省政府辖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9月下旬到11月底,山东7万主力部队和6000多名地方干部挺进东北。10月下旬,新四军主力部队抵达鲁南。至年底大反攻胜利结束时,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发展到27万人,民兵发展到71万人,自卫团发展到209万人。山东解放区面积超过12.5万平方公里,人口已达2800万,党员超过22万人。若将山东解放区与津浦路西冀鲁豫解放区所属的山东40余县合并计算,山东全境约有人民军队30多万,占全国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解放区人口达3500万,占全国解放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歼敌60余万,占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
　　国民党拒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蒋介石公开要求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千方百计帮助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7月下旬,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秘密率员从皖北阜阳到达山东省寿光县,8月对山东伪军头目进行加委,并与日军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9月初,何思源率省政府入驻仍在日伪控制下的济南,并于下旬接收了杨毓珣任省长的山东伪政权,山东“蒋日伪合流”的局面正式形成。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国民党政府竟然命令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代守城池,将一群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伪军头目收为“国军将领”,使其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引起了山东人民的强烈愤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和倒行逆施,使自己人心丧尽、近乎公敌。虽然国民党将领在济南的受降仪式上接过了日军降将手里的指挥刀,得到了日军固守的几座城池,但其被人民打翻在地的历史命运已经注定难逃!
　　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历史的启示必须铭记。山东抗战时期敌、我、友三方生死相搏的历史进程,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第一,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日本侵略者猖狂嚣张、罪恶滔天,终难逃脱覆灭的下场。第二,进步必定战胜反动,国民党山东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拒不实行民主、无力改善民生,甚至强征民力、强掠民财,20多万军队数年之间烟消云散,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在山东竟无立足之地。第三,人心向背决定兴亡,惟有“依靠人民抗战,抗战为了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烽火中把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结合起来,把取之于民与造福于民统一起来,与山东人民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和鱼水相依的利益共同体,领导山东军民夺取了抗日斗争的伟大胜利。第四,与全国抗战胜利后75%的土地是国民党统治区、71%的人口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山东全省90%以上的土地是共产党执政的解放区、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解放区的蓝天下。“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首当年广为传唱、深入人心的歌谣,畅酣淋漓地表达了人民发自肺腑的心声,也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山东抗战史的主流和本质:山东人民在八年抗战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民不仅光复了齐鲁旧山河、为中华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战火中创造出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山东。使我们感到特别自豪的是,这个崛起于毛泽东所说“抗日战争是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的“新山东”,在此后“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进军中又创造了更大的辉煌!　(常连霆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山东省党史学会会长)